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于3月4日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委员、民建福建省委副主委、大帝集团董事长吕培榕建议推进数字经济协调发展。

　　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35.8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36.2%，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67.7%。数字经济潜力巨大。据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技术团队预测，2020年至2025年，中国数字经济年均增速将保持在15%左右。到2025年，数字经济规模将突破80万亿元，占GDP比重达55%。到2030年，数字经济体量有望突破百万亿元。

　　“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各省也在布局数字经济发展战略，我们必须重视数字经济的协调发展。”吕培榕说。

　　吕培榕指出，与数字经济发展需要相比，当前存在一些不协调因素，主要有：

　　一是数字经济发展区域布局不协调。各地区各自为阵、盲目布阵、匆促上阵现象较为普遍，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产业园“遍地开花”，不仅造成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更谈不上走差异化发展之路并最终形成特色与规模。

　　二是数字经济发展政策衔接不协调。制定的鼓励数字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往往“一刀切”，对发达地区吸引力不够，落后企业常因入围条件“够不着”又无缘榜单，存在“道宽路窄”的落地困难，他们更希望能“雪中送炭”。数字经济牵头部门的机构也存在归口管理、职能不明晰等问题，对数字经济发展创新机制，方向不明、办法不多、谋划不深，有待加强和进一步探索突破。

　　三是数字经济发展行业应用不协调。一些“政策驱动型”的行业应用缺乏市场化机制，不仅需要依赖政府买单“续血”，而且还得借助政府号召力公信力来发展用户。一些行业信息化水平低，行业应用落地困难，影响使用成效。

　　四是数字经济发展要素整合不协调。各地普遍存在重外引轻内培、重眼前轻长远、重个体轻团队、重学术轻应用、重待遇轻环境等现象。落后地区不仅是外部高端人才引不进来，反而本地人才还在不断流失。数据资源不足，归属不明，对接困难。

　　为此，他提出四点建议：

　　一是构建起贯通上下职能一致、业务衔接、分工负责的数字经济发展机构。加快数字经济发展顶层设计，编制全国数字经济中长期发展规划、专项规划和实施方案，引导各地实现差异化布局、错位化竞争、产业化集聚和协同化发展，努力打造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的新高地和数字中国建设的示范区。

　　二是整合政策资金平台等有效资源。在制定统一的政策扶持办法的基础上，出台差别化的鼓励措施。参照涉农资金管理模式，将分散在各部门与数字经济相关的专项资金予以集中，鼓励地方制定出台有针对性、契合性强的数字经济发展政策。加强自主核心技术产业体系和加快创业创新平台建设，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

　　三是营造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发展格局。发挥数字产业园内云计算、超算平台的龙头作用，鼓励支持高校、科研院所、气象、医疗、工业及大数据挖掘、人工智能等，企事业单位充分用好用足产业园超算资源。营造更加开放包容、鼓励创新探索的环境氛围。提高政府工作人员驾驭数字经济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培养一批行业中坚骨干力量，提升企业数字化生产力和增强行业数字化能力，促进新业态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四是合理配置数字经济发展要素。引导数字经济相关产业和区域协同发展、错位竞争，以企业为主体促进人才、资本、技术等发展要素跨地区跨行业有序流动、优化配置。探索政府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的新机制；加快完善公共信息资源统一开放平台，推进数据资源社会化、专业化、市场化开放利用；实施“互联网+联重点产业园行动，优化园区数字化资源配置以及人才、资金、市场等要素聚合；大力吸引外籍高层次人才带技术、带项目在数字园区办企或创新创业；支持条件成熟的园区拓展发展空间，推动“一区多园”“飞地园区”的发展模式创新，为区域发展提供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