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十四五”开局的新起点上，乘着全国两会的东风，数字经济再掀新高潮。从最初的“促进数字经济加快成长”到“壮大数字经济”，再到今年的“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数字经济”一词已经四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事实上，数字经济带来的不仅是GDP的变化，更有时空概念的改变，还有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进而引发的是时代之变。

　　既然是时代之变，数字经济就不只是少数人的盛宴，而应该是一艘能够让普罗大众都能搭乘前行的巨轮。如何能够让数字经济的惠泽面更广，产生更深远的影响？窃以为，“傻瓜化”是其中的一个方向。

　　“产业大脑+未来工厂”，“傻瓜化”助推产业革命

　　众所周知，由于数字化转型存在着技术挑战强、业务再造难、转换成本高、短期收益低、试错风险大等问题，使得企业往往“不想转”、“不敢转”、“不会转”。即便是作为全国数字经济先行省份的浙江，也是以“数字产业化”，而非“产业数字化”作为其“数字经济1.0时代”的重要方向。

　　但浙江早在2017年，就开始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并全面推进10个传统制造业改造，重点推动传统制造业设备智能化、生产自动化、管理信息化。2018年，浙江制定并实施了国家数字经济示范省建设方案和五年倍增计划，更是在全国首创“1+N”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提出不断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从消费互联网向工业互联网迭代升级。2020年，更是提出谋划数字经济“一号工程”的2.0版，以期在新技术、新制造、新基建、新业态、新治理等方面取得突破。

　　乘此东风，浙江2020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高于同期GDP9.4个百分点。尽管如此，对于浙江700万市场主体，250万户小微企业来说，产业数字化的道路仍漫长而艰辛。

　　如何能够让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都能搭上数字经济的时代快列？浙江在今年出台全国首部以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为主题的地方性法规的基础上，以“产业大脑+未来工厂”为核心架构，推进产业大脑1.0版建设。提出在2022年底前，在10个左右优势行业和产业集群推广应用；创建浙江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300个以上，打造“未来工厂”30家以上……如是，以工业领域为突破口，以产业大脑为支撑，以数据供应链为纽带，以“未来工厂”、数字贸易中心及未来产业先导区等建设为引领，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融合应用。

　　一句话，打造“产业大脑+未来工厂”，就是要构建让企业能够轻松搭乘的数字平台，让企业轻松“上云”，轻松享用大数据，轻松“赋智”……如此，方能推进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有效促进我国企业高质量发展，加速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新基建”铺路，数字经济助力“乡村振兴”

　　数字经济是助推世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引擎”。但在农业领域，数字化仍是短板、数字鸿沟差距仍将巨大。有数字显现：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总量超过35万亿元，占GDP比重的36.2％，对GDP的贡献率为67.7％，但农业数字经济占农业增加值不到10％。

　　为此，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务院扶贫办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公布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地区名单的通知》。毋庸置疑，建设和发展数字乡村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动力源泉，也是乡村提升内在发展动能、巩固脱贫成果、实现美好生活的重要保障。

　　那么，如何才能打通堵点、解决难点，将信息触角延伸至每一个乡村角落，填补城乡“数字鸿沟”，以“数字”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显然，数字乡村建设，新基建是第一步。近年来，浙江农业农村信息化投入显著加大。2019年浙江全省宽带村通率达98.4％，电话村通率达100％；互联网普及率88.6％，高出全国水平近20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全省农业生产信息化平均发展水平为59.5％，高出全国35.7个百分点。比如湖州市德清县，将地理信息、人工智能、云计算等高新技术融入乡村发展和治理的各个方面，创新建起了叠加自然资源、农业、水利、交通、建设、民政等部门，涉及17个图层、232类数据的“数字乡村一张图”，给乡村装上“智慧大脑”。在此基础上，通过推进“智能农业三年行动计划”，已完成10个智能农业示范园区、100个智能农业示范基地、18个数字化融合农业项目的建设工作……

　　事实上，从2009年阿里研究院首次认证3个淘宝村，到2020年进入统计视野的5425个淘宝村，数字经济早已成为影响中国农村经济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近年来，京东智慧农业共同体、华为沃土云平台等一系列“科技企业+农业”模式，也助推了中国数字基建开启“下乡”之路。浙江则明确提出，到2022年底将实现县城及重点乡镇5G信号全覆盖，数字“三农”协同应用平台基本建成，农业农村数据资源库不断完善，初步建成天空地全域地理信息图。

　　是的，要使信息技术在农业和农村各个领域全面应用和深度融合，唯有加强农村地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打通交通、电力、5G网络，大力提高农村居民对于现代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可及性程度。只有打通乡村数字经济的“最后一公里”，使得数字经济“傻瓜化”，才能扩大数字技术在农业生产、流通营销、行业监管、公共服务和乡村治理等领域的融合应用；也才有乡村振兴的现代化。

　　“扫盲运动”，国民素质的“数字化”助推数字经济新时代

　　新冠疫情期间，一些不会使用健康码的老年人常常被搞得啼笑皆非。有数字显示：截至2020年6月，中国9.6亿网民中，60岁以上的老人有9700万。这意味着还有1.5亿多老人正在成为这个时代的“数字难民”。

　　联想起新中国的扫盲运动。经过近50年的不懈努力，中国的文盲比率由1949年的80％以上下降至2000年的6.72％。这一重要目标的实现意味着中国政府兑现了对世界的承诺。

　　窃以为，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无论是数字社会的生存技能；还是数字乡村建设，数字经济驱动下的产业升级发展，中国都有必要来一场以培训国民数字化意识、信息知能和数字素养为内容的新“扫盲运动”。而所谓的“数字鸿沟”本质上是“知识鸿沟”或者“教育鸿沟”。因而，“数字扫盲”的关键在培训与教育。

　　既然是“扫盲”，就应该是全覆盖、无遗漏。比如，对于老年人群体，可以社区和学校为载体，通过信息技术教育培训实施“数字扫盲运动”。地方政府与城乡社区对这一运动起主导作用，同时注意发挥家庭、企业和社会组织的作用，推动老年人学习组织的发展，让老年人互教互学。

　　对于数字乡村建设，则要立足长远，将短期技能培训和长期教育投入相结合。短期来看，有效的办法如推动数字技术下乡，下沉数字化服务能力，通过建立县乡两级数字化技能培训点，为农村居民提供专业化和集中化的培训；从长远来看，根本办法是整体提高农村地区信息知能的教育水平。

　　对于企业公民，则建议各地政府出台政策，鼓励企业开展数字经济发展培训，强化企业职工在岗教育培训。尤其是一些传统企业的企业主，更应提升其数字化转型意识。比如浙江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为助力企业数字经济转型人才培养，提升企业数字化水平，积极组织开展面向企业的各种公益培训活动。

　　当然，“扫盲”只是提升国民数字化素质的基础。而当前数字人才日益成为中国创新驱动发展、企业转型升级的核心竞争力。而高校培养数字人才的速度，却远远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以人工智能人才为例，中国人工智能人才目前缺口就超过500万！为此，还需要政企校多方合力，形成全社会推进，产教融合人才培养的机制和氛围。

　　借用一下诗人的名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一个新时代——数字时代的开启，需要的是千千万万的数字人才，以及能够与新时代共生、共荣的新国民。